我希望台灣的未來，有那麼一天，我們的社會平等而永續，彼時我們不再需要任何公益律師，更無須頒發什麼公益律師獎。我不知道人類社會可不可能有這麼一天，但身為一個行動者，至少當下的每一步，我們都必須有意識地採取行動，往我們夢想的那個方向走去。 (圖片：中科三期的基地后里盛產百合花與其它花卉，工廠生產線上正進行包裝出貨。提供：陳凱眉)
如果年度公益律師這個獎項代表了肯定與榮耀，我要把它獻給中科三期案的六位當事人、其他后里地區努力不懈的農民，以及長年支持我們的夥伴，他們是這個獎真正要肯定的人。我的當事人，每次只要開庭，都放下農忙，不遠千里準時出席，即使，在法律語言的專業霸權下，他們被迫在法庭上成了失語者，他們真實的生命經驗被掩蓋在各種法條與論理的代言之下，他們慣習的母語，也不是法庭肉搏戰使用的語言。但他們強韌一如大地的生命力，才是整個中科三期社會運動背後真正的力量，今天站在台上的是我們，但我希望所有人都看見，站在我們背後的他們，沒有他們，就沒有我們。
當代台灣社會，還處於鞏固轉型民主的過程，這些扭曲法令、踐踏司法的舉措，正是威權與官僚習氣的餘緒，那些官員的發言固然讓人覺得可悲可鄙，但對於這些國家機器的螺絲釘而言，照章行事、服從權威是再平凡自然不過的，對照著傷痕累累的土地與人民，我不禁想起漢娜鄂蘭觀察下的納粹魔頭艾希曼，如此邪惡，卻也如此平凡，平凡到對他人的痛楚無感，視其為理所當然。
正因為順服國家權威、照章行事是最容易的道路，更反襯出反抗行動的可貴。你與我，任何人，都可以站在自己的位置，用自己的方式，反抗令人不滿的既有現實。不管是農民站出來打官司、教授為文著述、學子上街頭入農村、法官平亭曲直，甚至國家公務員開始願意為人民而非財團服務，都是鞏固民主價值的行動，一兩件官司，持續一兩年或許成不了氣候，但看看過去五十年台灣社會改變了多少？再想想那些改變，是多少人的犧牲奮鬥匯集的成果。
我今年二十八歲，我有一個夢。
我希望台灣的未來，有那麼一天，我們的社會平等而永續，彼時我們不再需要任何公益律師，更無須頒發什麼公益律師獎。我不知道人類社會可不可能有這麼一天，但身為一個行動者，至少當下的每一步，我們都必須有意識地採取行動，往我們夢想的那個方向走去。
本文轉載自：台灣法學雜誌第185期(2011.10.01)，【土地正義與法治尊嚴】專欄，亦為中科三期環評訴訟律師團獲選2011優秀公益律師得獎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