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續發展：台灣的觀點與台灣的角色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aiwan’s Perspective, Taiwan’s Role
文魯彬,Robin Winkler
發表於2008年7月19日「聯合國，台灣與永續發展」專題座談會
Conference on The United Nations, Taiwa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9 July 2008
本報告由第二屆全球綠人大會（聖保羅2008年5月3日）台灣致詞演講稿改編。
This report is an adaptation of a presentation given by the Taiwan delegation to the Global Greens
Congress held in São Paulo Brazil on 3 May 2008.
原英文講稿：文魯彬（閱讀完整英文講稿）
中文小組：林震洋、李涵茹、李宣衡、崔愫欣。
The original English version was written by Robin Winkler, the Chinese by Lin Jhenyang, Li Hanru, Li Syuanheng, Cui Suhsin and Jhang Chuanjia.
在美國和中國的干預之下，台灣要參與解決全球性議題的國際會議，討論與辯論如氣候變遷，跨國污染，戰爭解決，公共衛生以及其他永續發展相關的議題，空間都是非常有限的。
雖然台灣有著許多名稱，但我最喜歡的還是“ Ihla福爾摩沙”，據說是在17世紀初葡萄牙探險家，首次看見這座島嶼時所說的話。當時的原住民是現今島內百分之七十以上台灣人的祖先。台灣的原住民幾千年來透過經濟、政治和社會上永續的生活方式使得這座島嶼得以保持原貌。
台灣受日本殖民長達五十年，於1945年脫離日本殖民，被中華民國稱為“光復”。台灣國際地位仍在國際間未達成共識，更別提島嶼上50萬原住民的地位。由於缺乏“法律上”的依據，在短期內我們無法解決台灣的地位問題，所以我們必須面對台灣的現實狀況。首先，讓我們先了解台灣的自然環境、經濟與社會脈絡，以便稍後對於台灣的永續發展在國際舞台會扮演甚麼角色。
我們的國家約有二千三百萬人，面積略小於荷蘭，卻有近三分之二是山地，擁有多樣的人民和豐富的動植物、土壤和地形，這樣旺盛的生命力在地球上更顯彌足珍貴。 就我們的土地面積，不包含周邊海洋裡的生物，我們有世界第二高的生物多樣性，因此被19世紀的博物學家稱為「亞洲的加拉巴哥群島」。
所有這一切卻因為現代生活模式的引進而改變，例如17,18世紀荷蘭的鹿皮商人導致梅花鹿瀕臨滅絕，隨後大量的中國農民進入台灣，開墾土地種植稻米和甘蔗，清朝與日本政府大量砍伐樟樹榨取樟腦，以及在二十世紀從日本殖民開始，到國民政府幾十年來短視近利地對二～三千年古樹濫墾濫伐。
最近幾年台灣的經濟發展有兩條平行的軌道。一方面是從70年代開始的大型基礎建設發展，在全國各地帶來了許多公路，港口，採礦，各種各樣的發電廠和大型製造業，如石化，造紙，水泥和鋼鐵廠等設施。
另一方面，由於台灣在韓戰中重要的戰略地位，還有美國國際開發署計劃的經濟支援，我們的經濟一直高度依賴美國。從1987年開始美國和台灣更推出了一系列自由市場的雙邊貿易協定，並且逼迫台灣在毫無公眾充分參與交談的機會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台灣和美國的關連很密切，我們是美國軍方銷售的主要對象之一，即使不包含武器銷售，我們仍是與美貿易排名第六或第七名的國家。
在台美”斷交”後，美國在1988年，頒布了一項國內法——名為“台灣關係法”，在不對等的外交關係之下加強控制台灣。使台灣被排除於美國的外交範圍之外，在這項關係法的約束下，台灣被迫付出某些義務但卻無法享有對等的邦交權利。
同時，台灣與中國有一種“特殊關係”。目前中國聲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有超過一千顆飛彈正瞄準著台灣，且已通過了一項國內法，若台灣宣布獨立，他們有使用武力的權力。並透過一些直接或間接的行動。持續地實行其「統一政策」。
台灣身處於美國的控制和中國的恐嚇之下的狀態已經超過六十年了，某種程度台灣人已經習慣這種狀況，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仍以緩慢但穩定進步的方式找尋自己的路，這條路正反映了台灣的獨立性，一種不同於美國與中國的本質。
儘管有一些進展，然而我們回到今天的題目來看，台灣的「發展」非常不永續，而我相信我們的缺乏永續性的法律、政策、實務以及習慣與我們在國際社會中的困境相當有相互關聯。
很多人知道台灣的「經濟奇蹟」，但它留下了可怕而不成比例的後遺症，如自然環境的破壞、人民遷移出自己的土地和社區、還有健康和社會問題等，這些代價遠超過台灣這樣大小的國家可以承受的，也遠遠超過過去的經濟發展所帶給人民的好處。
我們的一些“成績”可能會讓大家了解問題的嚴重性。溫室氣體排放：我們的人均二養化碳排放量是世界第三位, 我們的人口少於世界人口0.3 ％，但二氧化碳總排放量卻是世界第二十二名。從1990年到今天，在OECD國家當中，台灣CO2排放的成長量，甚至是世界第一名。
人口:台灣的高山面積超過三分之二，這意味著三萬六千平方公里中只有一萬兩千平方公里的面積適合居住，在此居住了兩千三百萬的人口。每平方公里五千人的人口密度，遠遠高於其他的國家，甚至高於目前人口密度最高的國家孟加拉。
汽機車與高速公路：島嶼上的道路用地正在不斷地成長，為了要容納日益成長的車輛數目，在2007年底汽機車已經超過兩千萬輛。
核能：我們的政府在半徑30公里的範圍之內允許興建了6座核能機組，而這些核能機組與八百萬人口的居住地點，相距不到70公里。既然如此，而再未解決核能安全以及核廢料種種問題狀況下我們也仍然允許兩座的興建繼續下去。
消費：台灣的每人平均的水泥消費量，始終是世界的第一或第二名；跟我們在電子產品、可拋式塑膠製品的每人平均消費量，以及每人平均的工業廢棄物製造量的排名差不多。
工業：世界上最大的燃煤電廠，就位在台灣中部，發電量約為578.8萬千瓦；而政府仍持續地核准這個區域的新電廠開發案。
犧牲未來的政府補貼：假「促進產業發展」的口號，雖然近期有些調整，政府
一直讓能源價格、水價、工業地價，維持在世界各工業國家中的最低水準。
健康：所有類型的癌症發病率正在飆升；儘管許多專家呼籲將這種情形與環境因素聯繫起來；政府卻堅持如果不能證明兩者之間的關連性，就不願意重視這個問題。
政治：在1990年代邁出重大步伐的台灣民主，已經惡化到了一種地步，那就是被選出的代表們公開承認，他們就是代表著財團的利益，並且無恥地替這些財團發揮他們身為代表的影響力，當他們不能稱心如意的時候，就會威脅要削減各部會機構的相關預算。
以上這些只是台灣所面臨的環境、社會、政治的幾個例子，因此在2005年世界經濟論壇的環境永續指標之中，台灣列名在146個國家中的第145名。
前任環保署署長（2005-2007）張國龍辭職後在簡短的一段話把以上的問題說明了：
從統計數字看台灣的環境負荷，如台灣每平方公里的人口、車輛、工廠、農藥用量、等等，或每人年均消費/排放的水泥用量、鋼鐵用量、深海魚消費量、溫室氣體排放量、能源用兩、電力用量…..等等，台灣統計數字都遠遠偏高；另一方面從國民身處的環境品質、飲用水質、食物品質、健康疾病之統計及風險…..，可知台灣國民的生活品質還有待加強與提升。基本的觀察結果，台灣的兩仟三百萬人已經挪用了28.8個台灣面積的生態足跡，我們以達到或超逾台灣自然環境可承受的臨界程度。
這些很糟，但這不只是跟台灣有關而已。
當台灣開始要認真面對這種由於短視近利的經濟發展所付出的社會與環境成本時，並且試圖要採用一些機制（例如：法律、價格調整之類）來尋求平衡；產業已經逃向寬鬆的環境與勞動標準的地方。像中國這類的國家已經成為設廠的優先選擇。
目前台灣是中國的最大外國投資者。我們所說的語言非常相近，許多台灣人的親戚都在中國，而我們共同擁有許多的文化遺產。對我們而言是比較容易做生意的地方。新的台灣政局，從觀其行聽其言，似乎，為了去中國發短財，可以犧牲台灣的一切。這對台灣的、中國的、全世界的永續發展產生重大的危險。
觀察這三、四十年之間，台灣政治、社會以及對於自然環境的負面影響，再把它放大250倍左右，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現在與未來的狀況。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或許這個「中國風」可以變成個永續發展的轉機。假如台灣可以持續改善我們本身的各種經濟與社會價值，這些改革之後的價值觀不也應該被傳向貿易夥伴與投資對象國家？民眾應要呼籲政府機廠商，在各個國家的境外投資，在所有的經濟、自然環境與勞動措施中，要採用全世界符合永續發展最高水準來當該投資標準。咸信我們這樣對待中國、越南以及其他的海外投資國家，這種反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商業態度也會引起全世界的注意，會讓台灣的經濟活動模式變成全世界的典範。
台灣的未來也好，聯合國的未來也好，看作是一個簡短的命題：讓世界的發展回歸永續。這簡單的概念是在1987年的聯合國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中所定義
而在2003年時，台灣通過了環境基本法，也將此定義納入其中
永續發展係指做到滿足當代需求，同時不損及後代滿足其需要之發展。
在未來我們的焦點應該是放在「需求」而非「欲望」之上，以及我們要如何在符合跨世代與跨物種的正義之下，滿足這些需求。
相信台灣的人民，正如相信世界各地的人民，若能擁有所有正確，及時，完整的資訊，並擁有充分機會和資源去實質地參與發展的相關議題；我們將會做出正確的決定，而且將會找出一條回歸永續的道路。